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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据《时事新报》报道：

    宋在上海演说，归咎于政府外交、财政之失败，北方政界愤极。袁曰：宋钝初不过迎合社会心理，此是党魁作用，若其入政府，即不为是言矣。又曰：钝初当总长甚好，若总理则资望尚有待耳。及其被害，唏嘘不置，似不料此案之发生大波澜者，惟对于洪、应二人，则深叹小人不可与作缘。[90]

    这段报道中袁世凯对宋教仁的评价，恰好可与其对谭人凤所言相印证。这种对宋教仁既有不满，又有期待，而对其被害又深感惋惜的复杂内心，可以说最符合实情。

    不过，袁世凯并没能幸免于被牵连，这让他的亲家孙宝琦感觉殊出意料之外，称洪本著名胆大妄为之人，然政府决无密使办此之理。不知其如何播弄，下此卑劣手段，项城因此颇为焦虑。[91]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则在《辛丙秘苑》中说其父与其言及遁初之死，尚挥泪不止，盖深惜其才，并述他曾劝其父通电自辩，袁答道：

    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见杀，更何辩焉！彼明于察者必自知之。不思予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以罪杀之亦可也；予杀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况反对予者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胡必但选一助予组阁、不用党人之遁初而杀之？此理不辩，必有自明之日也。惟予必杀应桂馨，为遁初复仇可耳。[92]

    袁克文《辛丙秘苑》杜撰之处不少，但这段话除不用党人一语与宋教仁之思想不符外，其余大体可信。由本书前所论述不难断定，袁世凯确非杀宋主谋。袁云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见杀，不知其欲做何种表白。但就事实言，袁若不欲以阴谋手段对付国民党领袖，便不会有洪、应构陷孙黄宋之事，也便不会有构陷不成而洪造意杀宋。就此而言，袁对其子所说确为肺腑之言。张一麐说袁亦无以自白，[93]可谓咎由自取。

    五 赵说与总统说明才行与对付国民党无关

    在宋案中，赵秉钧一直被看作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被认为嫌疑最大，是受到国民党和舆论攻击最猛烈之人，但也是遭受误解最多之人，宋案谜团百年来不能破解，主要就是因为研究者对赵秉钧在宋案中的角色没能准确把握。

    根据应宅所获证据，赵秉钧一出场，便遭到误解。问题出在共进会会长、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于1912年12月下旬以解散共进会为名，在洪述祖引介下，到北京领款时，赵秉钧曾经于12月29日给洪述祖写过如下一封短信：

    应君领子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明才行。[94]

    对于这封看起来有些费解的短信，赵秉钧在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于1913年4月25日通电宣布宋案证据后，紧接着于4月28日发表自辩勘电，予以解释，说明该函内容系关于应夔丞向中央领取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之事，其言道：

    查此函系因应夔丞担任解散共进会，除领款五万元外，其巡缉一差，亦为消弭伏莽，由程都督电请中央每月津贴二千元，大总统照准。应夔丞请领该项津贴之款，本总理饬查国务院、内务部均无成案，故有致洪之函声叙始末。至今应之公文、印领尚存国务院，有案可查也。[95]

    然而，国民党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徐血儿将领子改成了领字，将与总统说明才行改成了与总统说定才好，认为该函即洪、应、赵、袁狼狈为奸之铁证也，其中一定包含极机密、极重要之事。且看他是如何分析的：

    吾人姑勿论其领字究竟为何，而此一函已不啻将袁、赵、洪、应互相信任、互相狼狈之状，尽情提出。仍请一手经理者，可知赵令洪一手经理已非一次，又可知赵平素信用洪述祖之深。与总统说定才好者，可知赵所不甚接头之事，皆令洪述祖与袁直接面商；又可知洪能将袁、赵所不能面商者，可居间为之，洪、应之狼狈为奸，不尤可见其一斑乎！且又细绎与总统说定才好一语之意义，是殆非经总统承诺不可者。每月津贴应二千元既云大总统核准，则无与总统说定才好之必要。若谓国务院、内务部均无成案，则赵既于总统核准之后，赵于国务院、内务部为之备一成案已足，更无与总统说定才好之必要。赵致洪函，苟为欲声叙始末也，则当询洪何以国务院、内务部并无成案，而该函不特并未一及，且转嘱洪仍一手经理，是岂所谓声叙始末乎？则是国务院、内务部均无成案之说，已不足信。若现存国务院之公文、印领（应巡缉长事当属内务部管辖，何以公文、印领乃存国务院，亦是疑窦）或与此所谓领字并非一物，盖于赵谓仍一手经理语，可以证明其非一次也。然则此领字必属极机密、极重要之事矣。[96]

    还有国民党人把与总统说明才行改成了与总统说定才行，称：lsquo;与总统说定才行，所说为何？无非鬼鬼祟祟之举。[97]甚至将与总统说定才行解释为赵秉钧对洪述祖说杀宋要与总统说定才行。[98]将应夔丞所领取之津贴，解释为买凶杀人之款，反驳并讥刺赵秉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