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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八厘公债早已停售，这里所谓债票特别准，并不是特别批准售给应夔丞八厘公债之意，而是顺着洪述祖3月13日电中恐折扣大，通不过来讲的，意思是中央特别批准应夔丞以六六二折的低价来购买六厘公债。然而，从应夔丞方面看，由于他并不知道八厘公债已经停售，因此，接到洪述祖来电后，一定以为是购买八厘公债票获得特别准。润我若干，意为给我多少好处，洪述祖毫不掩饰其分利之意；今日复，则可见洪述祖谋财之急，而这必然使应夔丞更加相信，洪述祖帮他购买八厘公债确已有了结果。国民党人据此认定，袁、赵与洪、应实为同谋，因洪、应函电磋商后，洪电询应云：债票准，何日交现兑款。是洪已许应也。使不得袁、赵许允，洪又何能令财政长照办？何以询兑现之期？应函一再声言六十二〔六〕万二千，如不由袁、赵特别允准，洪何能擅许应哉？[239]又有评论道：能饬财政部拨公债三百五十万者，究处何等地位，岂洪述祖以内务部秘书资格，得指挥财政部发给如许之公债票耶！[240]

    然而，对于洪述祖所谓债票特别准，袁、赵都坚决否认。袁世凯1913年4月28日致谭人凤勘电斩钉截铁云：至公债票三百五十万，询据周总长，洪曾兜揽，知其人不足恃，却之。票有票根，抵押有押主，实事可征，决无其事。[241]赵秉钧在4月28日自辩勘电中亦称：至债票一节，查揽售政府公债，分润余利，本属稍有信用之人均可引受，况于应、洪亦实无特别允准之事，财政部有案可查。[242]

    由事实来看，洪述祖所谓债票特别准，不过是其为了促使应夔丞杀宋而采取的又一诓骗之举而已。如前所述，八厘公债早已停售，而六厘公债至1913年2月20日才发布相关条例，3月中旬前后，也就是宋教仁被刺前10天左右，才公布施行细则。[243]由于大借款谈判失败，财政总长周学熙曾于3月底呈文袁世凯，请实行六厘公债以为抵制大借款之最后办法。[244]袁世凯主张缓办，批复道：目下所筹小借款既可敷衍至正式政府，两月以后，现状尚可支持。当兹正式政府成立之初，中央、地方大局均尚未定，此项公债颁行恐必无甚效力，反足以启外人轻视。应俟正式政府大定后，再行查勘情形举办。[245]由此可知，六厘公债直至宋教仁被刺之后仍未发行，以后由于善后大借款成立，六厘公债事实上始终没有发行。[246]既然没有发行，洪述祖如何能够购得公债？尤要指出的是，应夔丞的要求是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克日成交起息，而洪述祖自3月17日发电声称债票特别准，到3月24日应夔丞被捕，中间足有一个星期，在明知应夔丞杀宋已经成功的情况下，却未按3月17日电文所说另电应夔丞何日缴现领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洪述祖其实是在以空言欺应。鉴于受到国民党人质疑，袁世凯曾就此事询问财政总长周学熙，得到的答复是：洪曾兜揽，知其人不足恃，却之。[247]另外，4月12日北京《民立报》记者也曾向赵秉钧提及公债票一事，据赵透露：此事近乃闻之于财政部，谓洪述祖确与财政总长商领公债票三十万，交应夔丞代售，因折扣未议妥，旋作罢论。[248]这与洪述祖3月13日电恰可互证，证明政府并无所谓债票特别准之事，同时也印证了洪述祖的确未向袁、赵报告过蒸电。此外，袁世凯方面还曾于4月7日特电上海，请孙中山、黄兴等密查公债究由何处交发，有无部（指财政部;引者）中印记、时日，但并未见孙、黄查出回报，[249]这也进一步证实所谓债票特别准确属子虚乌有。

    那么，洪述祖何以要接二连三诓骗应夔丞呢？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如前所述，洪述祖因担心无法成功购得公债，故在3月13日电中抛出燬宋酬勋位作为诱饵，没想到应夔丞在当日回信中却说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这就使得洪述祖不得不继续以实利来满足应夔丞的要求。其二，应夔丞在不知八厘公债已经停售的情况下，受利益驱使，不仅于3月13日回信中强调去宋的重要性，作为对洪述祖指示其乘机对宋下手的积极回应，而且很快付诸行动，于3月14日电告洪述祖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250]可以说杀宋已经箭在弦上。倘若此时洪述祖告知应夔丞八厘公债早已停售，或购买六厘公债未获批准，那么应夔丞极有可能因为杀宋之后无法获得回报而中止对宋下手，洪述祖的杀宋计划也就会因此流产。这就是洪述祖诓骗应夔丞的原因。换言之，洪述祖在接到应夔丞3月13日回信及3月14日来电后，原本有机会中止杀宋计划，可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以子虚乌有的债票特别准诱使利欲熏心的应夔丞杀宋，其阴险狠毒，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不论财政部是否允准洪、应以低价购买公债，因此举出自应夔丞要求，请洪述祖帮忙办理，而洪述祖绝不可能，也无必要告知财政部购买此项公债是作为应夔丞刺宋回报，故财政部与刺宋毫无关系，可以断言。然而，由于宋案证据中列有应、洪商量购买公债票各函电，财政部遭受怀疑和攻击不可避免，再加上善后大借款受到国民党强烈反对，总长周学熙被迫于5月16日请假，由梁士诒署理财政部次长，并代理部务。[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