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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夔丞为宋案主犯之一并无疑义，其人与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黄兴、陈其美等均有关系，故应宅搜获证据实为破解宋案关键。从搜查、移交、保管到宣布各环节来看，检查报告所列53件证据，虽然不够完整，但其真实性不容怀疑，故其时无论是国民党及其支持者对政府的攻击，还是袁世凯、赵秉钧及政府支持者的辩解，均以该部分函电文件为最主要依据，只是各方解读存在歧义而已。当时及后来一般关心宋案者对案情的分析，也是以该部分函电文件为最主要依据。立足这一点便可明白，宋教仁被刺后至证据披露前出现的多封匿名信件，其实大多是应夔丞本人及其共进会党徒为混淆视听而玩弄的伎俩。[62]该会党徒极众，仅上海总部各科职员就有至少50人，其中文牍科有一等科员、二等科员及额外科员共10人，加上科长程海平，共11人。[63]应夔丞还委任18人任总部巡缉员，规定军政各界发生大事件，应即电报本长，以便直报中央，遇有地方重要案件，应准合同该管地方官并报都督，以便会商办理。[64]由于程德全主观上欲免牵连，这些人在案发后，除个别人外，其余均未被获。他们虽未必人人皆直接参与了刺宋，却可以在应夔丞被捕后，造出种种谣言，以淆乱视听。事实上，当时曾有报道称：主唆行刺首犯应夔丞系共进会会长，自英法捕房缉获之后，该会中人皆无知识，日来百般计议，咸欲代应设法卸罪，以致外间谣言纷起。[65]各种匿名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除了可以反映应党势力之大外，对于破解宋案本身并无多大价值。

    但有一封信需要格外重视，这就是宋教仁去世次日（3月23日），亦即应夔丞被捕前一天，由其本人署名向国务院发出的那一封。在信中，他声称发现了一种叫作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的匿名印刷品，并将该印刷品随信寄至国务院。宣告文将各党各派重要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张謇、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以及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等均列为所谓欲加惩创对象，而宣称对宋教仁先行即时执行死刑。[66]然而，在捕房随后搜查应宅时，发现相同的印刷品还有42件，均已装入信封，准备以京江第一法庭名义寄往各报馆。至此方知，该宣告文其实为应夔丞自造，其目的虽然也是为了淆乱视听，干扰捕房破案，但因出自应夔丞之手，内容包含诸多玄机，对破解宋案谜团极为重要，故应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

    宋案证据宣布后，应犯及其死党仍挖空心思，力图伪造证据，帮应脱罪。前引剑农所言曾基于对宋案证据完整性的怀疑，设想将来辩论公开之际，若洪、应二氏坚以证据不完为词拒绝审判，则该当如何。这一幕虽然因为引渡洪述祖失败而未能在其身上应验，却在应夔丞身上惊奇地出现了。先是1913年4月11日租界会审公廨第六次预审时，应夔丞所聘律师爱理斯问应：除呈堂证据外，汝想还有何种？应答：没有完全。[67]5月30日上海地方审判厅预审应夔丞时，应又忽然对检察长言：厅中以桂馨为宋案之教唆犯，其是否教唆暂勿申辩，惟所获证据尚未完全；于证据完全之时，即判决余罪，虽死甘心。检察长问：尚有证据在何处？应答：在余家中办事室写字台下之白皮箱内。[68]检察官得闻是言，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退庭后即拟前往查抄。但因应宅在法租界，不便越界查抄，遂函商法捕房，由蓝总巡禀明法领事前往查抄。在该室中写字台下，果然发现白皮箱一只，内中满藏文件，当即取回捕房，箱中文件内有各种委任状多张，秘密信十余封，最诧异者，内有一函，系某君托应暗杀宋教仁，应不允，作函答复，并附有底稿一纸，书写甚为端正，特用绿色皮包保护，藏于箱中上层。尚有稿簿两本，所叙之事与前日获得证据均属相反。[69]或许有人看到此则材料，会因其内容与程、应披露证据正好相反而产生疑惑，但当我们了解捕房当初对应宅搜查及时而彻底之后，便立即可以判定，时隔两个多月之后才出现在应宅白箱中完全有利于应之所谓证据，必定为其死党所伪造。[70]果然，当蓝总巡欲将白箱转送上海检察厅时，法领事招蓝总巡到署，问道：日前捕房往抄证物，已经抄尽，今日何尚有证物在应家中？蓝答称：日前往抄，非（仅）法捕房方面之人，尚有英捕卜总巡率包探等会同往查，当时写字台下并无白皮箱。法领事即用电话请卜总巡到署会谈，卜曰：此箱系不可靠，当时余等往抄，所有抽屉中及箱中，凡关于文件，一并收罗，毫无遗漏，余等各具结。于是，法领事嘱卜、蓝二人具结，将该箱扣存于捕房中。应党虽力为运动，试图将此白箱转移至检厅作证，但法领事以箱内之物，皆系捏造为由，拒绝转交检厅。[71]当时有讥评道：

    第二批证物之发现，何人为告发者乎？即极刁滑之应犯桂馨也嘻，怪哉！应犯杀人，犹恐其证据不完全，乃更自己告发第二批之证据，使之完全，以求速死，此种事至憨者弗为，而应犯为之，其愚诚不可及。虽然，应犯奸刁异常，其自首之证物，必为捏造无疑，捏造之所以嫁祸他人、倾陷他人也。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此可见应党势力之大，私造证物，以逞诡谋，奸人伎俩，无所不用其极，乃检长闻之，忻喜若狂，何哉？[72]